安全股票配资门户 全国唯一美育特级教师:生命稀薄与教育的匮乏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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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4-12-11 22:31    点击次数: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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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安全股票配资门户,我以为这是一个古典的报恩故事。

1985年读高一的少年杨文斌,上了当时全国中学校园里绝无仅有的美育课。多年后看了美国电影《死亡诗社》,他才恍然大悟,“不就是当年的我们吗?我们的经历可能还更早!”

意识到能接受“世界级美教育”是何等幸运后,今年2月和7月,事业有成的杨文斌先后设立北京大学“蔡元培美育基金”和王圣民美育基金,力图在全国支持和培养更多美育教师。

采访了王圣民,还有她的多位学生后,现在我确定这是一个相互成全的故事。王圣民的赤忱、历任校长的信任、学生的呼应、家长的支持,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包容的社会氛围,让这门教材都没有的课,从最初的5分钟扩充到后来的45分钟,成为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延续至今的美育必修课。

上世纪80年代在南模工作的王圣民    受访者供图

教育家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教育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大转向中,美育可以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后来,蔡元培在北大开设并讲授美育。

在王圣民之前,没有中学教师,像她一样把美育带给青少年。多年来,她不仅培养了一代代学生,还写出专著《艺术欣赏导读 》、《美丽课堂》,散文集《美育小札》。1999年,王圣民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美育特级教师”称号。

遗憾的是,24年过去,王圣民仍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者。

“无趣”与教育匮乏关联

去王圣民家那天,是8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天空飘着处暑过后的第一场细雨,风从窗外吹来,不时撩起夹着褐色大条纹的米白落地窗帘,宽敞而通透的客厅里,不溽也不热。

看着眼前充满亲和力的王圣民,让人觉得学生们在网上写的回忆中,使用频度最高的那些形容——美丽、优雅、有品位——绝非谬赞。

她一头浅板栗色齐耳大卷短发,佩戴粉色珍珠耳钉和项链,穿着酒红色收身短袖、银灰色半长纱裙,皮肤白皙干净,身材纤细挺拔,声音柔婉亲切。只有淡咖啡色镜片后微垂的眼袋,和眼角少许细纹,显出岁月在此默默徘徊。

王圣民在家中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    饶轩供图

地板新打过蜡,客厅里展示着她和丈夫东进生从国外带回的精致纪念品和摆件,风格不一的钟就挂了五个,“我们家有十多个钟,一个都不准!”王圣民笑着说,像孩童炫耀玩具。7月,他们去外地旅行时还玩了漂流。下船后导游才知道,这对身手敏捷的夫妻已经78岁、80岁,不禁十分后怕。说起导游当时反应,两人得意地笑了。

去东方卫视“东方大讲坛”做讲座时,王圣民语重心长地对台下的老年听众说,年纪大了未必就是“垂垂老矣”,要找个爱好,这样到80岁的时候生命力还很旺盛。但是很多老人说,无聊,“做事体噶么劲”。

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这种状态。写东西的时候,从靠阳台的书桌,穿过客厅到餐桌拿东西,都要一路小跑。“为什么?我觉得来不及。这么多的书来不及看,这么多的电影来不及看,这么多的音乐没有时间听。我就跟那些老人说,如果年纪大了觉得无趣,生命力就不饱满,已经稀薄了。”王圣民认真地说,生命的稀薄,与小时候教育的匮乏直接相关。

王圣民78岁的人生,堪称半部中国现当代史——抗战胜利那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前母亲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从小喜欢朗诵、戏剧,高中时是上海青年宫艺术团从全市挑选的四位中学生报幕员之一,一心想考艺术院校,结果被卡在家庭成分上,无奈读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67年大学毕业后,王圣民被下放到部队和农场,直到1970年,被分配到南洋模范中学做语文教师。

时代的波谲云诡中,王圣民的父母尽力给子女撑起一片宁静和自由。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鼓励几个孩子从小就广泛阅读。13岁时,王圣民在心爱的天蓝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上,抄下苏联诗人施巴乔夫写的《要善于珍惜爱情》,母亲看了也没说什么,“我喜欢这首诗,觉得很美,都背得下来。我妈妈很开放,不是看我写了爱情,就说我有爱情。”

上世纪60年代,大多上海人都像《繁花》中沪生的小学老师王老师那样,“永远穿着朴素的人民装”,外套几乎是灰蓝二色。王圣民的母亲却告诉她,女孩还是穿裙子好看,每次文艺汇演去报幕,她还会根据时节给女儿设计演出服,再让青岛带来的保姆缝制。

1963年读大学前,王圣民一直都穿裙子。几十年后开同学会,老同学还记得,高中时她穿过一身红色短袖衬衣、蓝色半裙。

他们要想把我“吃”了

一开始,王圣民不喜欢教语文,想过离开。当时中学语文教学非常死板,老师必须严格依照规定的教师参考用书教学。教案里的内容,要么意识形态色彩太浓,要么观点空洞而苍白。从小阅读文学经典的王圣民觉得,这不是语文应有的样子。

到了1975年,适应上课节奏的王圣民,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教学。“我跟学生,也跟学生家长打招呼,说能不能在上课快结束的几分钟,讲些我认为该懂的东西?”得到一致赞同后,她把语文课分成两部分,前40分钟正常教学,最后5分钟内容变了,有时讲某幅画背后的故事,有时读一首诗,有时介绍诸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民歌如何诞生。

刚进南模工作不久的王圣民    受访者供图

“这些学生在听语文课的时候,就这样坐着”,王圣民把双手松放到胸前,模仿他们无精打采的样子,“但是等我讲到最后,全班的神态真的都不一样,都挺直了,眼睛睁大了,好像醒过来,想要把你‘吃’了,有时候我都觉得他们在咬牙切齿。我就知道,这5分钟他们是听进去了。”

学生的期待让她越讲越有劲,开始有计划地授课。那时,“文革”虽然结束,整个社会精神层面依然荒芜,上海有些大学都没开设心理课,中学生更不知“心理”为何物。王圣民却认为,健全的心理对学生的一生很重要,宝贵而短暂的5分钟里,好多内容都是人格教养。她还会让学生用练习本抄些好词好句,比如“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入暗室而不欺”,借此教他们为人之道。

有段时间,王圣民上课很是忐忑。社会恢复正常后,高考重新启动,南模也回归上海市重点中学序列,吸引全市优秀中学生报考。课堂上,还要不要继续讲那些“无用”的东西呢?

因为历史和所在地理位置等原因,南模的家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一看孩子的练习本,就知道王圣民的用意。开家长会时,有人会专门跟她说,“王老师,我看到那个练习本了。”言简意赅,王圣民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此放下,“我能够理解他的好心意。”

王圣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美育上,是1984年时偶然看到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报告说,世界各地对中国留学生的普遍印象是勤奋、用功,但缺乏艺术与人文修养。南模的前身是创办于1901年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理工类工作,很多人也会留学深造。这份报告让她深受触动,“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我的学生,留着右脑来欣赏艺术,培养人格,有教养。”

80年代中期,社会上掀起一股“美学热”,李泽厚凭借《美的历程》成为无数青年的“精神导师”,但中学美育仍是无人探索的新大陆。 “我一定要感谢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校长。”王圣民饱含感情地说,1998年去世的老校长赵宪初,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也是教育家,给了她很大的空间。

那时,王圣民把自己编写的美育课教材给他看,赵宪初马上就同意开课,“‘我相信你。’赵校长这句话给我的信任是没法说的,我就只有一个愿望,一定要把这个课上到最好。”

“上课不要带脑子,要带心”

1985年秋天,王圣民正式开设美育课。高一的学生们走到教室门口,就发现这堂课不一样——授课教师站在教室门口,微笑着向每位走进来的学生问候“你好!”

学生们反应不一,有些报以同样的微笑和问候,有些只笑不开口,还有些男生头都不抬,看准王圣民和门框之间的缝隙,倏一下就弓着身钻进教室。她就跑进教室,用身体挡住一个怎么也不肯抬头的学生,微笑着坚持,“我叫过‘你好’,你回我了吗?来,说一声‘老师好’!”

之后,每一年的美育课,王圣民都从主动向学生问好开始。钱志龙1989年进南模上初中,1996年毕业,至今还记得当时与王圣民的对视。“别的老师上课也有问候,只不过是例行的,同学喊‘老师好’,回答一声‘同学们好’,没有一对一的温情。”钱志龙认为,王圣民这样做是在调整学生的状态,“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老师,跟是你平等的,而且眼神永远那么温暖,让你觉得一进到她的教室,心会安静下来。”

等到全班同学入座安静后,王圣民又宣布,美育课没作业,不考试。话音刚落,教室里爆发出阵阵欢呼。不过她补充说,“唯二”的要求是,第一,上课不要带脑子来,要带心来。第二,准备一个自己觉得最好看的笔记本,把他们喜欢的内容抄进去。

“上课不要带脑子来”这句话对学生很大震撼,“不要带脑子来,那上课还有什么用?我说,只要你们快乐、愉悦,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喜欢生活,就有用。美育就是让学生没有负担,可以自由飞翔。”

早盘,万达轴承(920002.BJ)以57元/股开盘,高开174%,盘中一度冲高至75元,截至收盘,股价报收67.98元/股,涨幅227.77%,换手率97.29%,总市值21.59亿元。

王圣民做的美育笔记  饶轩供图

即便带着笔记本,王圣民也异于很多老师,只叫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才提笔,其余时间看和听就行。“从她的眼睛到她的身体,包括她的语言,都在跟我们讲什么是美育。”阎华回忆,她1990年在南模上初中,那一届学生比较幸运,初一和高一都上过美育。上课时除了做笔记,阎华的眼睛一刻也舍不得从王圣民身上移走,“第一次看到她时候,就觉得气质特别好,特别长得美,声音、举手投足的仪态也特别美。这就是我们对美育的第一感知,美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80年代时,王圣民经常穿一件咖啡色麂皮小背心,内搭白色长袖衬衫,配半截裙和一双细高跟鞋。那些漂亮的衣物是东进生从广东出差带回来的,花了300多块,这在当时堪称巨款。还有一年,南模为高一的学生在操场举办篝火晚会,她朗读了一首诗,诗歌里有个反复出现的“小红马”意象,那一届的学生就一直叫她“小红马”。

王圣民说,上课讲究着装是有原因的。《礼记》里就讲,“亲其师,信其道”,男孩女孩在青春期开始萌生出朦胧的美感意识,如果老师的个人形象良好,自然就愿意听他们的话,“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是吧?”

“她本人就是很好的美育教材,浑身上下散发着优雅,站在那里就告诉大家什么是仪表大方。”37岁的饶轩说。

教倾听、微笑、表达善意

这就是王圣民美育课的基本底色,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美好。18世纪时,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提出“aesthetics”一词,源于希腊语,有官感与情感之意,只是日本接受西学后将其翻译成“美学”,王圣民说,这个翻译其实压缩了美育的内涵。

“心灵美是内在美,真正的美要外化出来,否则对方感受不到。”阎华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那时,大多数家长和老师向女生强调的都是,不能关注打扮,要集中精力学习,“我从小就知道,打扮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学时,阎华每次参加完上海小荧星艺术团的活动,都会自觉把漂亮的演出服换掉,再换身朴素的衣服返校。“青春期的时候,女生其实都很向往美。这时王老师出现了,告诉我们美就是要外化,就像遇到知音一样,让你觉得向往美没错,美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不是羞耻的事情。”

一次上课,王圣民拿了一张很大、很漂亮的空姐照片来,问大家她笑得美不美。得到学生们的肯定回答后,王圣民又把空姐的鼻子和嘴部挡住,叫他们再看她的眼睛。这时学生们发现,空姐的眼神其实有点凶。王圣民说,这是职业的微笑,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那节课,她给学生们示范如何笑。“除了嘴角要上扬,眼睛还要透出笑,那才是真的笑。”放学回家后,阎华还对着镜子看自己笑时,眼睛有没有也在笑。

上课讲礼仪时,她还告诉学生如何倾听,什么是真正的倾听眼神,细致到凝视眼睛看多久,什么时候该转向怎样的角度,嘴角、眉毛、眼睛的姿态,身体的倾斜程度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没有人会教,家长顶多是偶尔提醒,笑不露齿,不要笑得太放纵,而不是像王老师一样系统性地教,再把礼仪上升到某些高度。”阎华说。

“是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去接受美育,而不是说逼迫你,或者说你不做,就给你一个道德评价,觉得没素质。她只是会告诉你,如果这样做会更好,选择权给学生。”1996年进南模读初中、2003年高中毕业的饶轩,也对王圣民说的“美要外化”印象深刻,“王老师说,要把你的善意、温暖、微笑,让对方看得到。是王老师让我觉得,主动表达善意不是件不好意思的事。”

饶轩高大魁梧,待人热情。他说,每次外出,如果看到有陌生人想求助、又没开口时,就会主动上前和对方交谈。我和他就是因此认识的。王圣民美育基金会成立那天的活动间隙,我想约王圣民采访,当时她正在和人交谈,没有看到站在身后的我。观察了几分钟后,一旁的饶轩主动过来,微笑着问:“你是不是有点什么事情?”

有时,饶轩的朋友会说他“多管什么闲事”,甚至小时候家人的教育也是这样。“但这是我们学校传统的方式,你觉得自己可以帮,为什么不帮?帮的方式注意就可以了。”

王圣民说,美育就是这样,要让学生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美好的东西,才能激发他们对美的向往。钱志龙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上课,王圣民带了一个紫砂壶和一撮茶叶,用开水冲泡好茶叶后,让学生传递着紫砂壶,闻茶叶的清香。“她打开学生的五感,让学生知道人的所有感官都可以捕捉美,理解这个世界是如此丰盛,美可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约翰·杜威说的,‘教育即生活’。”

王圣民告诉我,宏大的内容自然有人会教,她就教学生最小的东西,“教养是在无声无息中培养的”。

那几秒镜头要不要看?

一开始,美育课的上课条件比较简单,后来硬件得到很大改善,王圣民就让学生看电影。东进生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电影欣赏课上,她像电影学院的老师一样,给学生讲电影制作、镜头手法、声光影布置,看电影该看什么,“不是说看这个人和那人好了,他们吵架了,他们不好了。”

准备给学生放《教父》第一部时,王圣民把电影反复看了几十遍,选出精彩的镜头为学生逐一分析。讲到阿波罗尼亚被暗杀时,从场景的第一个镜头到最后一个镜头,教他们边看边数,体会导演怎样通过17个镜头,把暗杀过程呈现得既干净利索,又对人物命运发出喟叹。

影片里还有一个镜头:麦克婚礼结束后回到房间,阿波罗尼亚已经脱下婚纱,只穿着一件白色蕾丝低胸吊带裙站在梳妆镜前,麦克走上前和她拥吻。要不要给学生看那几秒钟的镜头呢?他们看到有什么反应?王圣民一度举棋不定。

电影《庐山恋》1980年上映时,里面出现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吻”,引发巨大的轰动,比较起来,《教父》里的那几秒镜头,尺度更大。“我是教师,那边是学生,有些家长要是很较真的话,我也脱不了干系。”接连好几天晚上,王圣民都辗转反侧,最后把心一横,“我想好了,要是有人找来,就说是为了开一节‘性别的美感’课。”

果然,放到这个镜头时,教室里气氛变了。有些男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然后发出低沉而微妙的轻笑。下课后,有女生忍不住委屈地说:“王老师,他们男生在笑。”王圣民露出少见的严肃,把全体男生留下来,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讲义,开始讲“性别的美感”。

她从男女生理不同讲起,讲到男女同校历史,再延展到性别歧视,告诉他们如何尊重女性,如何与女同学、将来的女同事、女领导打交道。“不懂性的人,首先知道的是关于性的负面东西,我觉得太亏了。他们在最美好的年龄,应该让他们知道性别的美感。”

类似内容,1982年开始就读南模的张铭也记得。“男生应该怎样尊重女生,何为绅士风度,如何把绅士风度变成日常礼仪。十多岁的男孩子毛手毛脚的,虽然也知道尊重女生,但在那之前没有变成一种共识。她一说,我们听了就觉得那样做很高级。”

张铭是王圣民做专职美育教师后教的第一批学生。在那一年的课堂上,她也做了一件有些“轰动”的事。讲到雕塑和绘画艺术时,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贴了些名作画片让同学欣赏。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大理石雕塑,是西方艺术史上怎么也绕不开的杰作,但作品呈现的是青年男子的裸体,要不要贴,她也犹豫了好久。杨文斌当时是班级宣传委员,帮她把“大卫”贴上后,一到下课,男生基本都往教室后面涌,女生全往前门走。

而那时南模有条校规是,学生看“黄色小说”,要被严厉处罚。

一个正确的时间点

7月中旬,王圣民美育基金会在上海设立的当天,在南模当了10年校长的张茂昌也被邀请到场。上台发言时,白发苍苍的老校长说得非常简短,也很谦逊。他说,自己只是南模美育的“继任者”,也被王圣民的美育课感动。

不过指针回拨到当时,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美育课是多么罕见。饶轩好奇地问过别的中学学生,是否也有美育课,“什么美育?美术吧?”对方一开始还以为听错了。

保送去北大的钱志龙,上高中时也只是觉得学校氛围好,学生没有学得很苦,成绩还不错。他在网上看过一组上海著名中学学生对母校的评价,南模的“地狱指数”最低,“长大后再回望,尤其从学习者切换到了教育者,才意识到那时学校做的决策,开设的课程对学生成长有多重要。”

南洋模范中学正式建校于1901年,前身是南洋公学外院,是中国最早由政府主办的新式中小学

杨文斌说,除了拍板让王圣民开美育课的赵宪初,从1990年开始做校长的张茂昌,同样给了美育课很多支持。张茂昌也是上海的教育家,为了在南模任教,学物理的他放弃了到复旦大学深造的机会,“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开放型校长,他让南模继续保持多元化的教育风格、重视素养教育,有非常宽和高的眼光。”

王圣民曾开玩笑说,美育课是“开小三子的n次方”,所谓“小三子”是指音乐、美术、体育。但美育课却啥都不是,上课内容全靠王圣民自己准备,“因为除了南模,没有学校有这样一门必修课程。”这就注定,她有很多实际困难需要克服、消化。

任专职美育老师以前,王圣民已经是语文高级教师,有与之匹配的不菲收入。再加上南模是名校,有人请她出去上教培课,报酬也不低。成为专职美育老师后,收入断崖式下降,很长一段时间里,绩效工资甚至和学校一位患病的保洁工人不相上下。直到1999年评上全市“美育特级教师”,待遇才提上去。“钱当然是好的,我知道,我也不是很有钱。很多人也说可惜,收入这么低。我说,能让我这么教美育,和学生有这种接触。这样比起来,快乐就不一样。”

张铭说,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面向大众,出版过一套普及读物《五角丛书》,每本很薄,只有5毛钱,涉及的内容却非常广泛,有人文历史、天文地理、科学政治等内容。从当时《五角丛书》很受读者欢迎可以看出,王圣民对中学美育教育的探索,出现在了一个正确的时间点。“1985年之前,大家精力都集中在改革开放,一点点探索市场化。到1985年左右,随着经济发展,各方面更包容、更多元了。”

王圣民也很感谢当年的家长,“到了高中,一节课不讲这个,不讲那个,就讲艺术欣赏、举手投足,对一般的家长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学生的家长都接受,给我说他们没法这样教育孩子,希望我要把课上下去。”

2008年王圣民退休时,她发消息嘱托既是自己学生,又是南模美育课新接班人的范依琳:“你要接好王老师的班不容易啊,现在的应试氛围更浓了。”

杨文斌一直很关心教育,“高中毕业35年,我感觉是越来越卷,从大学卷到高中,从高中卷到初中,从初中卷到小学甚至更往前。应试的东西越多,素养教育的时间就越少。我们真的或许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应该这样卷?”

杨文斌说,美育是让人总是去寻找世界美丽的地方,对未知的世界、未来有一种渴望和追求、往往,就会激发人极大的创造力。“如果没有美育在内的素养教育,学生分数虽然很高,但可能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没有很坚定的世界观和审美观,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这也是我设立美育基金的初衷。”

逛美术馆是“集体潜意识”

去年上海疫情时,一直坚守在公司的张铭,联系了王圣民好多次。很少有一位副课老师,走过几十年的教学生涯,能让学生对她这么有感情,也乐意以各种形式,谈论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回忆。

南模78届3班的陈辛,读初中时王圣民是他的班主任。他在知乎和豆瓣上发表了相同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里说,从小学到初中,亲历了整整十年“文革”,但在王圣民的班级里,“见不到那种政治狂热,倒是有相对的温和与平静,即使外面风云变幻,老师也云淡风轻,与我们谈论屈原、王安石、苏轼的诗词作品”,陈辛写到,“在那段日子里,是老师的美好心灵使我相信世上仍有美的存在”。

因为留学和工作缘故,钱志龙有很多年没见到王圣民,再次在公开活动上与老师相遇时,已到中年的他在台上激动得潸然泪下。我联系钱志龙进行采访的前一天,他带着新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一个校长的出走》第二季,参加2023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晚上快10点,还在朋友圈发了几十张现场照片,但马上就同意接受采访,“讲王老师的事绝对不是打扰,明天就安排上!”第二天,忙得午饭都拖到下午2点后才吃的钱志龙,在电话里说起王圣民,语气满是温和、感激。

从几代学生的讲述中,我发现他们尽管彼此不一定都认识,有些爱好却一致。

饶轩告诉我,他无意中认识了一位王圣民上世纪70年代时教过的学生,对方年龄和他父亲相仿。一开始他以为会有代沟,聊起来却发现,大家每到一个地方旅行,首先都要去当地的美术馆、博物馆,“那位学长说他在美术馆可以一待就是一天,我也是这样,我们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可以说逛美术馆是我们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建于1956年的上海美术馆,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美术馆之一。但钱志龙在上美育课之前从未去过,“中国家庭在那个年代没有那样的习惯,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自然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受用终身。”后来,他去过40多个国家的几百家美术馆。

他们也和我谈到上了美育课后,班级同学们发生的变化。

南模篮球队在上海很强,早在1923年就得过上海市中学生锦标赛冠军。张铭读高中时,学业很轻松,下午3点左右放学后,男生们最大的娱乐就是去打蓝球。上了美育课后,他和杨文斌等几个同学明显受到王圣民影响,自发组成“美育小组”,不打球或者没篮球比赛的时候,几个同学把作业做好,就留在教室聊天。有时聊文艺,有时聊哲学,当时也恰逢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大量涌入,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每次都是天黑才回家。

同学之间聊天更有话题了,十多年后,饶轩也有类似感觉。“之前都是聊打游戏、打篮球,有时说考试,后面再聊就不一样了。”饶轩说,作为百年名校,南模有不少同学的家境都很好。但很多同学家里的情况,他们是毕业后很多年才知道的,上学时,同学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纯粹。“为什么不问彼此家境?因为当时根本想不到这个问题。聊得很多的是,你最近看的是什么电影?你喜欢什么兴趣爱好?或者约着一起去看电影。”

饶轩觉得,当时的他们很天真,很快乐。

几十年后才观察得到的影响

最大的变化,是王圣民直接改变了很多学生的人生轨迹。

张铭在建筑设计院家属区长大,从小喜欢跑进办公室看大人们画的蓝色图纸,摆弄各种长尺子、大圆规。高中时,他的理科成绩很好,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他会去上海交大之类的理工名校,像父辈一样学工科。“她讲了那些诗歌啊,艺术啊之类,我就被吸引了。”文理分班时,他坚持读了文科班,最后考入心仪的复旦大学中文系。

饶轩最早是一位软件工程师,后来转型做摄影师、纪录片导演。他职业改变的起点,来于那次看《教父》,“王老师教我们看如何在虚构的剧情当中塑造真实的人性,改变了我观看艺术的方式和欣赏的角度。以后再看任何影视,一下分得清楚导演水平。”包括1998年轰动全国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上映,他和班上很多同学去看了,给出的评价都有些不同,“我们也觉得很美,但是莱昂纳多的角色就是最佳男友,没有立体性,和《教父》还是有差距,虽然它的制作大多了,给人的心灵震颤不一样。”

北大毕业后,钱志龙赴美读传播学和文学硕士、教育学博士。后来,在中美两国都当过大学老师和中小学校长,管理过幼儿园,做过国际学校的校董,也在免费的农工子弟职校从事过一线教学。他不管怎么变化,工作都与教育有关,“就像你收到过一个好的礼物,希望跟更多的人分享,我想把王老师带给我的那种温度和美好传递下去。”

从事了这么多年教育,钱志龙感触很深的是,在学校教育环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老师的眼界就是学生的天花板,“老师要先看到世界之后,才能把知识传达给孩子。如果老师自己生活就是两点一线,没有更广阔、更丰盛的视野,只去强调课本里的那些东西,就把学生的天花板拉低了。”

退休前,也有学生焦虑地问王圣民,学了那么多“恭良温俭让”,到社会后会不会吃亏?“我说你不要着急,我现在就在社会上,我从来没吃过亏。”王圣民很自信地说,不是不世俗,就不能融入社会。“我给那个学生说,你大可放心,要想自己很纯正,很有尊严,活得质量很高,是很困难的,要慢慢上去。但是要马上滑下来,很世俗,同流合污,有的是机会。”王圣民这番话,可能又要到很多年后,那位年轻的学生才懂得。

80年代时,南模的操场很小,体育课练长跑,体育老师只好叫大家从学校门口起跑,绕周围马路跑一大圈。有些学生熟悉地形,就从弄堂抄小道。甚至还有人直接找辆自行车骑一段。后来上美育课,王圣民在黑板上写下“入暗室而不欺”。

这六个字像铆钉一样嵌入了杨文斌的脑海。从北大毕业后,他回到上海从事金融工作,“金融这个行业比较特殊,离钱近,特别看得出来人性。尤其是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在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之前比较混乱,很多财富管理公司在卖高风险的产品,觉得反正短期赚一票就可以了,对客户造成的伤害,关我什么事情。”

杨文斌说,他坚决没碰这些产品,哪怕短期内付出蛮大的代价,比如业务发展比别人慢,公司内部也有经营压力,“接受的教育是刻在骨子里的,会深刻影响我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当然,最后事实证明,走正路,坚持自己的一些原则,还是会受到市场的选择。”

“一个年轻人没上美育课,可能就只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有一定的业余爱好。”张铭用手比画着打比喻,平静地说,“就像房子有框架,但不一定能够支撑得住,经受不了大风大雨。别看美育只是一个维度的东西,但是有种化学反应,可以让其他几根柱子成型、立得起来。可能你会被骗,可能你会上当,可能会软弱无力,但是碰到困难和压力的时候,不会扭曲、变形,最后能扛过很多东西。”

张铭还说,现在回头再看,当时班上那些“美育小组”的同学们,虽然大家从事的职业不同,但比较一致的是,没有谁做突破底线的事,“这就是那些课给我们带来的潜移默化影响,结果要通过几十年的观察才看得到。”

那天傍晚,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王圣民突然扬了扬话音,笑着对一直在餐桌边安静听她讲述的丈夫说,“进生,你那时候一直说我太单纯。”

“对的。”东进生说话不紧不慢,声音浑厚。

“结果你看,你觉得我到现在呢?”

“还是比较单纯。”他半开玩笑的话音一落,大家都笑了。

(文中张铭为化名)

《美育小札》 王圣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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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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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在生育服务,育幼服务,教育、住房等方面做出任务部署。

159 10-29 10:01 中办、国办: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意见》强调,要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统筹领导。加大博士研究生教育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稳定支持机制。

238 10-20 18:14 北京顶尖中学的精英学生,如何通过教育实现家庭阶层复制

《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填补了中国乃至东亚社会里精英青年成长研究的空白,它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来自精英家庭的青年,如何通过教育这条道路,成功实现阶层复制,并占据优势。

152 10-11 07:55 教育部:明年起“函授”“业余”等名称统一为“非脱产”

从明年秋季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不再使用“函授”“业余”的名称安全股票配资门户,统一为“非脱产”。

96 10-08 16:47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